田野实验告诉你，威权政府的回应性从何而来？ | 学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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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idong Chen（陈济冬），北京师范大学

Jennifer Pan（潘捷），（美）斯坦福大学

Yiqing Xu（徐轶青），（美）麻省理工学院

一、本期编译

原文简介

文章题目：《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威权政府回应性的来源：一项来自的中国的田野实验）

文章作者：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Yiqing Xu

文章来源：《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发表日期：2016.04

译者简介

魏鹏，译

林俊斯，审校

二、编译内容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威权主义政府会对社会参与者的诉求有所回应，但是由于调查的困难以及难以确定各要素的因果关系，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背后的原因以及政府和公民间互动的机制。

通常学者们通过政府政策反映群众倾向的程度来测量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回应性”指的是政府官员对社会诉求反应的程度。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以间接的方式反映政府的回应性，如测量人大代表提案反映公民政策诉求的程度、地方人大代表是否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代表、官员是否表达出将公民建议纳入政策制定的意愿等，直接调查中国政府回应性的研究目前只有一篇。为了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文章采用定量的方式来探索威权主义政府回应社会诉求的动因。通过在中国2103个县进行网络调查来直接检验地方政权机关是如何反馈公民诉求。

社会诉求分为政策类的诉求和特定的利益诉求。政府的回应也分为直接解决社会诉求、通过间接政策回应诉求和提供必要信息三种方式。在民主国家语境下，政府回应性是对自下而上的公民诉求的反应。但在威权主义语境下，政府回应性不仅来自自下而上的公民诉求，还来自上级的压力。

作者通过一项田野实验来分析三个可能的政府回应性的动因：来自民众的压力、来自上级的压力和来自忠诚的党员的请求。研究的结果表明，威权主义政府的回应性主要产生于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和自下而上的民众的压力。

研究设计：

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县级官员基于三种可能的原因对民众的诉求给出反馈：缓和群体性事件的威胁；在上级领导眼中展现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优先满足党组织成员的诉求。为了避免影响政绩或者处于政治竞争冲突，低级别的官员有着强烈的动机来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而作者提出了三个假设：

假设1.县级政府对于以群体事件相要挟的民众的诉求的回应更积极

假设2.县级政府对威胁上访的民众诉求的回应更积极

假设3.县级政府对于党员和对党表示忠心的民众的诉求回应更积极

为了检验这三个假设，作者将关于低保的请求发布到县级政府的网站论坛上，控制随机变量，并跟踪获得的回应。作者分别用了这样的措辞：

措辞1.“我身边很多人都有跟我相同的情况，如果你不能帮到我，那我就要和他们想办法一起解决了”；

措辞2.“如果我拿不到低保，那可能就要上访了”；

措辞3.“我是个老党员了，一直对党和国家非常忠心”。

作者之所以在中国做此项田野实验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中国是对民众有较积极回应的典型例子；其次，中国的庞大的党组织结构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最后，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网络民意反映渠道为随机调查提供了便利。作者之所以选择“低保”作为发布的内容，原因如下：首先，低保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因此可以在全国进行研究；其次，由于低保问题普遍存在，在网上发布不容易引起政府怀疑；最后，关于低保问题得到的结果能够泛化。

研究结果与结论：

研究发现，如果公民采用集体行动，那么政府在论坛上回应的可能性就会上升10%；如果公民采用上诉等形式，那么政府回应的可能性就会上升8%；而如果公民只是表达对党的忠诚，那么地方政府回应的可能性只会上升4%，并且在统计学上并没有显著意义；该结果在控制地区差异后仍旧成立。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中，为了防止民众群体性事件或者上访带来的不利影响，地方政府会对民众诉求有所回应。

除此之外，就政府的公开性与私下回应而言，作者发现，群体行动能够使得政府公开回应的可能性提高10%，但是对政府的上诉并不会发生无显著影响。在作者看来这一作用差异源于民众的两种行为（群体性行为和私下对政府的上诉行为）对政府产生的威胁是不同的。就群体性行为而言，其会给政府施加很大的社会压力，此时选择公开反馈能够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并且能够安抚群众情绪、释放社会压力等；而对政府的上诉行为，其威胁来源于上级政府的惩罚，此时选择不公开反馈则可以使得民众的一些负面信息或者是政府行为上的过错被上级知晓，从而逃避惩罚。

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一的县级政府对民众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诉求会做出回应。县级政府通过两种方式对民众诉求进行回应，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其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但是这两种机制的核心都在于民众的政治参与，而并非是县级政府自身愿意给出积极的回应。政府回应的根本目的在于缓解社会冲突，维持政权稳定。

责任编辑：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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